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建设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等国家战略的有效路径之一。研究认为，我国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呈现出组织自主性、参与广泛性、经费自筹性和文化本土性等特点，其发展动因为追求美好生活、传承地域民间传统文化、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提升协同治理水平和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现阶段，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的数量与规模持续增加，传播影响力逐步扩大，综合效益明显地增强，但仍面临着办赛目标不明晰、办赛同质化严重、办赛保障体系不健全、办赛资源不充裕和办赛组织权责不清晰等问题。为此，提出促进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高水平发展的实践路径：构建发展目标，引导赛事健康成长；挖掘地域特色，差异化打造赛事品牌；加强政策扶持，完善赛事保障体系；依托数智技术，构建赛事发展平台；强化主体协同，完善赛事治理体系。

  乡村体育赛事作为农村体育的核心组成部分，在乡村振兴、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中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陈旭东 等，2023）。近年来，乡村体育赛事蒸蒸日上，相较于通过政府公共服务自上而下举办的赛事，内生于乡村基层、满足农民群众现实需求的自发性体育赛事源自乡村，服务农民，形式多样，更贴近乡村现实和农民需求，具有强大的群众基础。本研究结合组织理论，将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界定为在乡村地区，由乡村基层组织、农民等自主组织和举办，以共同兴趣爱好为纽带，以体育项目为载体，以约定俗成的惯习为组织方式，具有非常明显地方特色的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此类赛事能有效激发农民的体育参与积极性，弥补官方主办赛事难以广泛深入基层的不足，成为乡村全民健身活动的重要补充。实践中，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能有效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样化的体育需求（黄亚玲 等，2014），是促进城乡体育协调均衡发展、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促进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力量，已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内生动力和有力抓手。

  自2022年“村BA”“村超”等赛事出圈以来，“资本”追逐、“锦标主义”滋生、“羊群效应”等现象改变了乡村体育赛事原有的生态环境，削弱了农民参与的主体地位（古晓晴 等，2024），背离了“寓赛于乐”的初衷。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发展面临瓶颈，陷入过度商业化、发展模式趋于单一化的困境。面对上述挑战，本研究聚焦于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的动力机制，深入剖析其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探究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高水平发展的路径，以期推动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的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助力其成长为中国特色乡村体育实践创新的标杆。

  相较于官方主办的赛事活动，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具有组织自主性、参与广泛性、经费自筹性和文化本土性等特征。

  1）赛事发起基层化。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由当地农民、乡村居委会、地方社区等基层组织发起，以乡村农民群众需求为基础，如“村BA”由台盘村农民自发组织，“双墙秧歌”则由内蒙古自治区河口镇双墙村发起组织。基层化的发起模式决定赛事由农民提出，农民依据自己体育、娱乐和社交真实的情况提出办赛需求，基层组织根据农民需求，结合当地文化、季节特色，自发组织乡村农民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满足乡村农民的娱乐和社交需求。基层组织自主决定赛事规模、参与方式、时间安排和办赛场地，如“村村”邀请赛，由村民提议后，快速邀请队伍并决定比赛时间，且在乡村场地举办，办赛成本低，组织效率高，实现乡村体育赛事快速决策和成功举办。

  2）赛事类型多样化。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以地方特色和农民实际的需求为导向，自主决定赛事类型，呈现多样化的发展形势。一是赛事项目类型多样，有“村BA”篮球、“村超”足球、“村VA”排球等奥运竞赛项目，有拔河、家庭跳绳等趣味比赛项目，有插秧、搓玉米、筛小麦、抓鱼等农耕农趣比赛项目，还有舞狮、赛龙舟等民族传统体育赛事；二是赛事赛制类型多元，如“七彩云南”德宏乡村篮球赛、海南文昌“村VA”排球赛等采用循环赛制，湖南乡镇农民足球赛、浙江嘉兴市镇西村农民足球贺岁杯等采用单场淘汰赛制，贵州“村BA”“村超”等采用先循环、后淘汰的混合赛制，湖南湘西州“村BA”采用主客场制。

  3）赛事管理简约化。为适应乡村地区多样化的区域特色和个性化的需求，简化办赛审批程序和竞赛规则，提高了对突发情况的应对速度，降低了办赛的复杂性，实现赛事组织管理的简约化。首先是赛事的发起简单，参赛单位和基层组织通过直接沟通进行简单协调，缩短决策链条，迅速响应村民的需求，提高赛事组织管理效率，如湖南辰溪的“村村”“乡乡”约赛，仅通过电话沟通就完成赛事的组织安排。其次是竞赛规则简化，设计符合村动能力、兴趣爱好的运动项目和竞赛规则，降低参赛门槛，鼓励不同年龄、性别和运动能力的村民热情参加，如“村村”女子组对篮球比赛持球走等行为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执罚措施，提高项目的参与性和适应性。最后是决策流程简约，受天气、人口流动、耕种时序等因素的影响，根据真实的情况灵活调整比赛计划，确保赛事的顺利开展。

  1）赛事参与人群广泛。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汇集了来自不同年龄、性别、职业和地区的农民群众，形成了广泛的参与基础。在参赛人群年龄方面，从耄耋老人至垂髫稚子，赛事覆盖全年龄阶段，如贵州“村BA”中八旬老人执裁比赛，山西开展儿童“村BA”等。在性别上，篮球、足球、排球等赛事项目均设置男子和女子组；广场舞、太极拳、霸王鞭等赛事开设男女混合赛制。在职业上，赛事参与者不局限于农民，还包括外出务工者、教师等不同职业的群体。在地域来源方面，除当地农民外，还有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和观众，如广东顺德男子篮球队亮相贵州“村BA”比赛，来自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队伍前往广州猎德参加龙舟赛，多国外交官组建联队参加贵州“村超”等。

  2）赛事参与方式多样。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由当地民众和基层组织共同参与，形成了多元化的参与模式。例如，有的以村、乡为单位参赛，如贵州“村BA”村村组；有的则以自由组队参赛，如贵州“村BA”公开组的球王争霸赛；有的以家庭为单位参赛，如四川青神县瑞峰镇的“竹乡揽春 插秧兴农”挑战赛，有以个体自由参加的挑战赛，如西藏自治区市当雄县羊八井镇的“抱石”挑战赛；更有邀请赛的形式，如贵州“村超”的中国香港明星队邀请赛、“村VA”单场村村邀请赛等。此外，农民群众不仅作为运动员参与赛事，更是以裁判员、志愿者、观众及工作人员等多重身份广泛参与和服务赛事，调动了农民的参与积极性，增强了赛事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3）赛事参与机构众多。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参与组织众多，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等。政府机构为赛事提供政策、财力、物力和人力支持，参与赛事保障组织和协调工作，如贵州“村BA”在举办过程中，乡镇政府派遣工作组协助赛事的筹备、安全保障、交通指挥等工作。社会组织，包括基层体育组织、志愿组织等，为赛事提供专业的技术上的支持、组织管理指导和志愿者服务等，如“村BA”举办期间，贵州台江县篮球协会提供了专业裁判支持；志愿者组织提供志愿服务，提升整体办赛水平；企业通过赞助、捐赠及市场化运作等方式，提供资金、物资和技术支持。

  相较于官方办赛经费由政府专项拨款或购买服务，乡村自发性赛事经费筹集主要依赖于多元主体：一是当地村民，尤其是经济条件较好的村民或成功的企业家，他们通过捐赠等方式支持赛事；二是政府和乡镇集体，通过资金拨款、经费补贴等形式，保障赛事顺利开展，如湖南省农业农村厅为辰溪孝坪“村BA”提供资金修缮基础设施，广州猎德村集体为龙舟赛提供训练、办赛及奖励资金；三是本土企业，通过资金和实物赞助保障赛事顺利开展，如本土企业为“村BA”提供比赛用球、球衣、奖品等物资和部分现金，餐饮店、旅馆、小卖部等提供折扣或免费服务支持赛事；四是社会组织，如体育彩票公益基金通过捐赠器材和提供资金等方式助力赛事。

  经费筹集形式最重要的包含政策资金、商业赞助、经营性收入以及个体捐赠等多样化形式。政策资金通过财政拨款、政府专项资金等形式对赛事予以支持，企业赞助则包括资金、物资等多种形式，如青岛啤酒赞助海南“村VA”等。经营性收入和个体捐赠最重要的包含赛事的门票、纪念品、服装等特许商品销售和授权收益，与旅游文化等产业合作的项目分红，赛事转播流量分红等。其中，个体捐赠是赛事举办经费的重要来源，如2022年贵州台盘村的“村BA”个人捐款占整个赛事经费12.04%。通过多样化的筹资方式保障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的顺利进行，增加赛事影响力和可持续性。

  赛事筹集资源种类众多，包括资金、实物和服务等。资金方面，除了政府资助、企业赞助、社会捐赠、市场化收益等直接现金支持外，还包括通过实物折扣、服务消费折扣等多种形式提供资金支持，如乡村地区餐馆、小卖部等通过消费折扣支持本地球队。实物资源方面，通过提供运动器材、装备、饮料、食品等设备和物资有实际效果的减少赛事的开支。服务资源方面，包括专业支持、技术服务以及志愿服务等，如技术专员为“村BA”的数据统计、转播技术等专业服务，卫生、公安、交通等部门负责医疗救护、安保、交通等保障工作，尤其是专业志愿者参与接待、赛事管理和后勤保障等工作，不仅降低了赛事成本，还提高了赛事的举办质量。

  相较于官方竞技体育赛事所彰显的运动项目和竞技体育文化，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文化呈现出本地化的特征。一是参赛运动员和观众以本地农民为主，如“村BA”村村组参赛队员需为本村农村户口（公开组除外），湖南辰溪苏木溪乡瑶族盘王节篮球赛要求参赛者不仅需为本地户口，还要能讲“本地话”；二是志愿者主要来自于本地农民，他们熟悉地方语言和习惯，便于组织管理，同时也提升当地农民的参与感和责任感；三是服务工作人员以本土居民为主，如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公安局负责甘肃和美乡村篮球赛的安全和交通保障，湖南辰溪县人民医院负责该县各类乡村赛事医疗保障和救助。参与人群的本地化，推动赛事更好融入地方社会和文化，增强了农民的参与感、认同感和自豪感。

  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发展的动力机制是促进赛事自下而上发展并吸引广泛参与的关键要素，精准把握这一机制，需要以乡村农民的现实需求为导向。在乡村振兴、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等战略背景下，追求美好生活、传承地域民间传统文化、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提升协同治理能力、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等是促进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发展的关键动力，不仅有助于推动赛事高水平质量的发展，也为乡村生态、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振兴注入活力。

  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发展的核心动力源于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乡村农民对健康的关注度逐渐提升，体育锻炼成为村民改善体质、提高健康水平的重要方法。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作为一种集体性的体育活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民参与体育锻炼，增强健康意识，释放生活上的压力，实现身心健康。村民对健康美好生活的追求，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上，更体现在情感需要方面。参与体育赛事能够为村民提供情感交流和社交互动的平台，通过团队协作及竞技体验，村民能够收获满足感和成就感，提升整体幸福感。

  自发性体育赛事能够为村民提供闲暇时段的集体活动平台，营造集体娱乐氛围，满足村民的竞技需求，丰富乡村文娱生活。村民通过观看和参与赛事，能够享受集体娱乐的乐趣，激发参与热情，从而推动赛事的持续发展。同时，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与地方民间传统文化的结合，如在丰收节、春节等传统节日举办体育比赛，不仅丰富了节庆内容，还促进了文化和传统的传承与弘扬。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内容丰富多样，包括传统的竞技类项目、民族传统项目赛事和趣味性活动，适合不同年龄段的村民参与，使体育赛事成为村民生活中重要的休闲方式。

  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源自乡村、服务乡村，吸引乡村全员参与，通过共同参与、相互协助和竞争奋斗，增强彼此间的信任，激发集体荣誉感，提升凝聚力。在“村BA”“村超”等赛事的举办期间，村民通过组队参赛、组织啦啦队与志愿服务团队等，共同参与到赛事的所有的环节，不仅有助于激励村民的团结合作，增强其责任感，还有利于化解乡村内部矛盾，形成较为强大的集体力量，促进乡村和谐发展。因此，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不仅是体育活动，更是促进社区凝聚、文化认同和地区认同的重要路径，为实现村民的美好生活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

  1）搭建地域民间传统文化传播平台。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源于乡村地区，深受地方民间传统文化影响，同时作为地方民间传统文化的载体，发挥着独特的文化传播作用。贵州苗族刺绣、侗族大歌、苗绣等，湖南霸王鞭等民间传统文化元素，通过赛事平台得到了广泛的推广与传播。同时，赛事作为现代活动形式，为民间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搭建了平台，促进年轻人对民间传统文化的认知与传承。赛事的广泛传播力，为民间传统文化的跨区域、跨文化传播提供了平台，如内蒙古自治区的那达慕、河套地区的马球等赛事不仅促进了传统体育的跨区域、跨文化交流，还扩大了文化传播范围，提升了民间传统文化影响力，增强了人们的文化认同感。

  3）提升地域民间传统文化价值认同。自发性体育赛事蕴含的文化元素能有效增强村民的文化认同，如贵州“村超”中展示的“芦笙”“多耶舞”“苗族飞歌”等地域文化元素，充分体现了村民对地域文化的价值认同感以及归属感。同时，赛事为民间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提供了舞台，通过与民间传统文化、音乐、市场元素等的融合，保持民间传统文化的内核，增加现代感和时尚感，吸引更加多的年轻人参与，不仅培育了以赛事为核心的多种文化新业态，还促进了民间传统文化的创新展示，推动民间传统文化的创新传承和发展。地域民间传统文化价值认同激发文化自信，使民间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不断革新和持续发展（白萍 等，2023）。

  1）激发乡村产业的融合发展。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首要目标（于建嵘，2018），体育赛事作为促进乡村体育发展的有效手段，能够推动体育与乡村资源深层次地融合，形成新业态、新模式，促进乡村产业振兴（蒲毕文 等，2023b）。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与乡村自然环境、田园风光相结合，不仅吸引了大量游客，推动乡村旅游业发展，还在赛事期间为当地的农产品提供了展示与推广的平台，明显提升了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价值，同时带动餐饮、住宿、交通、商品销售等服务业的发展，为当地农民创造了新的就业渠道和收入来源。通过促进农业与休闲旅游的融合、农产品加工业的品牌化、乡村服务业的发展，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激发了乡村农业产业的融合发展，推动乡村经济的多元化和高质量发展。

  2）促进农副产品的推广与销售。体育赛事为农产品展示和销售搭建了平台，拓宽了农产品的展销渠道，提升了农产品的知名度、市场影响力和销售量。贵州地理标志农产品结合“村BA”“村超”等赛事进行现场展销，以面对面的销售形式让我们消费者非间接接触到原生态、天然的农副产品，提升了产品的影响力和销售量。此外，赛事还能为农副产品推广提供宣传平台。借助赛事平台，促进地方农副产品销售，形成品牌效应并拓宽市场，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持。

  3）延伸乡村体育产业链条。通过推动配套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能够刺激周边交通、住宿、餐饮、体育场馆设备、体育培训、体育旅游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拓宽体育产业链。持续举办的自发性体育赛事成为地方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了地方品牌的影响力，吸引更多投资，为地方经济和产业振兴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同时，赛事还促进了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吸引了更多人才和资本进入乡村，催生了更多的创业机会，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

  1）激活基层组织活力。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任务的重要一环（刘转青 等，2023）。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由基层组织策划和实施，依托农民自治和自我管理，以办赛实践激活基层组织活力，锻炼基层组织协同能力和管理能力，提升基层干部综合素养，强化村级组织的治理能力。同时，还增强了村民的自治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提高了农民的参与感和责任感。在办赛过程中，充分的发挥村民理事会、合作社、青年志愿团队等组织团体的作用，有利于增强组织间的协作意识，提高乡村农民的集体行动能力，进而增强乡村的整体治理能力。体育赛事成为加强各类组织联系、促进互动与协作的桥梁，推动了基层的协同治理。

  2）完善协同治理机制。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的举办涉及基层政府、农民、社会组织和企业等多方主体，因此就需要搭建有效的沟通平台，提升协同治理效率。建立政府、农民与社会力量的多元参与机制，确保各方在赛事中相互协作，一同推动赛事顺利开展，从而完善乡村的协同治理体系。通过明确各参与主体在赛事中的资源投入与责任，实现合作共赢，确保赛事的可持续发展。推动资源共享与责任共担，充分激活各方力量，为乡村其他领域的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推动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

  3）丰富基层治理方式。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为农民提供了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如赛事活动日程安排、比赛规则的制定、筹措经费、组织志愿者等。同时，也为各类自治组织提供了合作契机，推动村庄内部多方协作共建的治理模式，为各自治组织在合作中积累协调和沟通的经验，丰富基层治理的方式。体育赛事的组织需要村民共同商议和决策，为构建乡村共同议事的平台提供机会，通过召开村民会议、理事会讨论等形式，共同参与赛事的重要事项讨论。自发性体育赛事丰富了乡村共建治理的实践，增强乡村治理的组织力，推动了乡村的现代化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真正的完成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一起发展的目标。

  1）提升生态保护意识。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成为推动绿色生态发展的重要力量，诸如“环保健康跑”“绿色乡村马拉松”等赛事，通过推广环保承诺、普及“绿色倡议书”，鼓励赛事参与者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绿色生活方式，不仅向村民传递了绿色办赛的理念，还增强了村民环保意识。同时，体育赛事为生态文化的宣传搭建平台，通过举办生态保护宣传展览、环保知识竞答、展示环保标语和海报等多种方式，逐步提升村民的环保意识。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慢慢的变成了推动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的重要平台，农民在热情参加中逐步树立起生态保护意识，并将绿色理念付诸实践，为建设和谐美丽的乡村贡献力量。

  2）推行绿色办赛理念。推行绿色办赛理念是实现赛事生态友好的关键，也是绿色生态发展动力机制的重要体现。通过绿色办赛，降低赛事资源消耗，减少赛事对环境的负面影响；通过融入生态文明理念，推广绿色环保材料，实施绿色垃圾管理，倡导“无痕赛事”，推动生态补偿等措施，为村民树立绿色环保的典范。自发性乡村体育赛事坚持绿色可持续发展为办赛理念，制定绿色办赛方案，推广绿色治理经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为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3）促进环境赛事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乡村振兴需要兼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郎宇 等，2024）。体育产业作为绿色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相结合，为发展绿色生态产业提供了新机遇。通过开发生态农场、自然保护区和乡村旅游线路等生态产业项目，鼓励购买当地有机农产品和环保手工艺品，逐步推动绿色消费，带动当地绿色经济的发展，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双赢。推动赛事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突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生态经济和促进社会参与绿色治理，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全面振兴，为乡村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和保障。

  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逐渐兴起并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的新趋势，深入分析其发展现状，有助于理解其发展规律，为促进其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提供参考。依据赛事真实的情况，基于李春木等（2021）和乔晓月等（2020）的研究成果，分别从赛事数量规模、传播影响和综合效益等分析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发展现状。

  自2022年“村BA”火热出圈以来，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蒸蒸日上，赛事数量持续攀升。“村BA”由原来的零散篮球赛事发展成为覆盖31个省区市2000余个县的全国性农民篮球赛（王东，2023）。贵州省在2022年共举办了5457场篮球比赛（李金霞，2022），福建省在2023年举办了8场马拉松赛事、8场自行车赛事、11场越野跑赛事、7场水上运动赛事（福建体育融媒体，2024）；山东省在2023年开展了“村篮球、村足球、村乒乓、村象棋”等乡村“四赛”，总场次超过1300场，乡村社区运动会近5000场（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2024）。除了赛事数量增加，单项赛事的场次也在增加，如贵州榕江“村超”由2023年的20支队伍98场比赛，发展到2024年的62支队伍、近260场次比赛（陈春晓 等，2024；骆飞 等，2024）。

  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规模逐步扩大，组别设置由单一组别逐步扩展到覆盖面更广的多组别赛事。贵州“村BA”增设了中年组、女子组、男子U16组、村村组、公开组等多个组别；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那达慕增加了女子组，设置多种体重级别的比赛。此外，参赛队伍规模也在持续不断的增加，贵州“村BA”由原来十余支队伍发展到2024年的247支队伍（邓娴 等，2024），贵州榕江“村超”由原来20支队伍参加98场次的比赛，扩展到2023年的64支队伍、近1800名运动员参赛。赛事观众数量也逐年增加，有关数据表明，“村超”平均每场比赛现场观众超过5万人，线）。

  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种类持续不断的增加，由传统的赛会制发展为赛会制、分阶段赛会制、联赛等多种类型。例如，贵州“村超”由原来赛会制比赛发展到分阶段赛会制比赛；福建将乡村马拉松、穿越骑行、越野跑等多项目赛事设置为联赛；湖南辰溪组织镇乡级篮球对抗赛；广西百色靖西举办乡村乒乓球邀请赛。就赛事项目而言，不仅广泛开展篮球、足球、排球等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项目，还引入了慢慢的变多的体育项目、生活项目、民族传统项目赛事，如乒乓球、拔河、广场舞、龙舟赛、插秧比赛、抢鸭子比赛、摸鱼比赛和秋千比赛等。此外，赛事组织形式逐步多元化，由单村、单乡慢慢地过渡到跨村、跨区域，如福建晋江龙湖镇烧灰村举办村级篮球联赛，民族团结“村BA”篮球邀请赛邀请了贵州、江苏、河北、吉林、重庆等省（市）5支参赛乡村代表队参赛，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举办的民族传统射箭邀请来自国内外的1589名选手参赛。

  “村超”“村BA”“村VA”“龙舟赛”等系列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的成功举办，不仅在全国范围内受到高度关注，更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传播范围广且关注人群多。其中，“村超”入选了“2023年度中国媒体十大新词语”及“2023年度十大流行词汇”，“村BA”入选“2023年度十大网络用语”。据统计，截至2024年10月，“村超”获得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新闻、人民网等国家级主流官媒刊播稿件超700条，“村超”线亿次，已成为中国乡村的现象级赛事（张毅，2024）；“村BA”获得了全网超800亿的关注度和流量（邓娴 等，2024）。截至2024年10月，全国近1200支足球队前往“村超”举办地榕江开展交流，举行交流赛近1700场，同时“村超”球队还前往北京、成都、香港等城市开展交流活动。2023年2月法国青年代表团在榕江进行中法国际友谊赛，“村超”迎来首场国际赛，9月贵州“村超”与“英超”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10月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智库交流专题论坛发布“村超”“一带一路”国际友谊赛的计划，推动“村超”走向国际化（徐勃，2024）。

  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构建了一个多维度、立体化的传播体系，涵盖传统媒体、新媒体、社会化媒体以及个体口碑传播等多种媒介渠道，并巧妙借助名人效应，形成较为强大的传播网络，从而迅速扩大了赛事的影响力。以2023年贵州“村BA”总决赛为例，央视及省、州、县媒体平台利用互联网+电视的方式来进行了同步直播，新华每日电讯、环球网、新华社三农、人民网、贵州《百姓关注》、直播遵义等100余家媒体也进行了拉流直播，平均每天直播长达16 h，实现了赛事的广泛传播。社会化媒体平台、短视频和个体网络直播等新媒体和社会化媒体的传播力量日益显著，贵州“村超”培育了近1.28万个村寨新媒体数字新农人，在最短时间之内实现“村超”的广泛传播。此外，名人效应进一步丰富了赛事传播渠道，如国内外名人前往“村超”和“村BA”现场，提升了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的传播内容丰富多样，涵盖赛事、参与者故事、民间传统文化、赛事经济社会效益等多个角度。在赛事内容方面，“村BA”“村超”“那达慕”等赛事均通过电视频道和新媒体进行直播。同时，媒体深入挖掘参赛者的故事，通过讲述贵州“村BA”的岑龙江及“村超”的石磊、杨亚江等，以及湖南麻阳苗族自治县传统龙舟赛的舒发良等选手的训练经历、对体育和家乡的热爱、与队友的情谊等，生动展现参与者的激情和努力，让观众产生情感共鸣，逐渐增强了赛事的亲和力和吸引力。在民间传统文化融入方面，将传统民俗活动、节庆仪式和地方特色表演等元素融入赛事之中，以民间艺术、传统技艺和习俗为传播内容，突出当地的历史和文化，增强观众的文化认同感。在赛事效益方面，各类赛事的综合效益也得到了充分展示，如西藏农牧动会通过促进文旅融合，创新性地实现了“民族团结+农牧民传统体育+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效益。

  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为农民提供了竞技平台，提高了其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改善生活小习惯，促进形成良好的锻炼氛围，扩大乡村体育锻炼群众，带动了全民健身运动的发展。例如，山东省2022年举办了近5000场乡村社区比赛，覆盖近500万群众；2022年广东佛山南海区举办村镇级篮球赛583场次，超过3000名运动员参赛，参赛村覆盖率超90%。同时，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的举办还推动了乡村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如在“村BA”“村超”等赛事带动下，贵州台江县在全县范围内陆续修建了118个现代化篮球场。

  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的成功举办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例如，“村超”举办地榕江县在2023年累计接待游客765.85万人次，同比增长52.20%；实现旅游综合收入83.98亿元，同比增长73.94%；过夜游客316.11万人次，带动夜间消费收入5.86亿元，同比增长253.20%（徐勃，2024）。“村BA”举办地台江县在2023年新增旅游床位2983张、餐饮饭店235家；旅游总人数64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84.6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74.87%、94.66%。台江县打造的直播平台，在“村BA”品牌效应赋能下进行农特产品、非遗产品、旅游商品、文创产品等的销售，实现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233.45%（张毅，2024）。此外，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还能增加就业岗位，促进就业，如贵州榕江县围绕“村超”培育出1.2万多个新媒体账号和2200余个本地网络直播经营销售团队，自贵州榕江村超举办以来，全县新增市场主体4019家，累计带动就业1.1万余人（榕江县发展和改革局，2024）。

  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促进了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激活了各类主体合作共治的内生动力，优化了治理体制机制。贵州台江县台盘村以举办“村BA”为契机，通过自主协商，把有关条款写进台盘村村规民约中，出台《台盘村篮球管理村规民约》，确保赛事井然有序进行，并形成“抽签选摊位”“不哄抬物价”“不收门票”“停车不收费”等村民共识，实现“以赛促建、以赛促治”，营造和谐、诚信、安定、有序的办赛环境。此外，贵州台江县以“守好品牌”为出发点，推出“乡风文明积分超市”，构建集社交、奖励、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区，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村BA”赛事形成了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农民群众自治为基础，地方行政部门参与协调，社会力量多元化嵌入的治理体系，构建了完善的议事、互惠和规约机制，以此一直在优化乡村治理的整体机制（姜韩 等，2024）。

  现阶段，我国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仍存在赛事规划不完善等现实问题，主要体现为：一是缺乏长期赛事发展规划，尤其是以文件形式呈现出来的规划纲要极少，“办一次，算一次”的现象都会存在，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够，如湖南辰溪县苏木溪盘王节篮球赛仅举办了一届；二是赛事规划不系统，以竞赛为中心的赛事规划，忽略了餐饮、住宿、旅游、医疗、安保等赛事保障工作的规划布局，如贵州台江县“村BA”出现“梯子观赛”“树上观众”等现象以及“停车难”的问题；三是赛事规划发展目标单一，过度重视体育竞技或娱乐活动，忽视赛事的社会功能和经济价值，社会效应与影响力不足；四是赛事规划缺少对民众多样化需求的考量，主要以赛事发起者为主导，未考虑不同年龄、不同性别或职业群体观众及参与者的实际的需求，尤其是返乡农民工、外来游客等。

  差异化、品牌化发展是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的生命线，但我国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仍面临办赛同质化、地方特色文化融合表面化、产业融合单一化、赛事品牌建设意识淡薄化等现实问题。首先，赛事项目主要以篮球、足球等为主，办赛形式主要模仿“村BA”“村超”，开展的项目及形式同质化严重，特色不足，吸引力不够。其次，对于民间传统文化、民俗风情、历史背景的挖掘和利用不充分，赛事文化内涵不足，导致游客和观众缺乏特色文化体验，文化传播和保护功能有限。再次，赛事发起者仅关注赛事本身，与旅游、文化产业、地方农产品、手工艺品、文化旅游等产业的联合推广研发意愿不强，赛事活动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效能不足，赛事热度转化为经济收益有限。最后，主办方缺乏长远的品牌运营规划，赛事的IP化运营能力不够，未能有效塑造赛事的形象、标识、特色活动等，传播和推广渠道有限，难以形成可持续的品牌效应。

  赛事保障体系是确保乡村自发性赛事顺利开展的基础，但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仍面临公共服务供给不完善、基层组织缺乏及企业市场保障不够等现实问题。在场地设施保障方面，2023年底全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89 m2，而乡村人均体育面积仅约为1.84m2（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2023），乡村的体育场地设施简陋，规范化不足，“广场空地或道路”等体育场地设施都会存在。在赛事组织保障方面，缺乏专业组织力量，赛事管理、活动策划、资金筹措等能力不够，赛事组织管理漏洞频现，导致赛事风险增加，影响办赛质量。此外，基层组织缺失，乡镇级体育协会或社团缺乏，赛事的组织和管理制度化保障不全，同时，乡村地区的办赛组织动员能力不够，缺少共建共享机制。由于乡村市场相对狭小，消费能力有限，以逐利为目的的企业主体对短期经济效益预期不足，导致其参与积极性不足。

  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的办赛资金、人才、技术和传播资源不充裕，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影响其可持续发展。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的资金主要依赖于集体、个人捐助或企业赞助，缺乏长期稳定的资产金额来源，导致办赛经费不够，进而影响办赛质量。此外，乡村地区缺乏教练员、裁判员、赛事管理等专业人才，且引入人才难度大，人才流失率高，人才培训机制不完善。同时，赛事组织管理缺乏数字化管理工具，数字信息化程度不高，制约了赛事的高质量发展。

  权责清晰是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现代化治理的基础，是一种内生的制度安排，依靠稳固、高效的治理结构达成乡村自发性赛事现代化治理，提升赛事治理效能（朱洪军 等，2022）。在办赛组织权责方面，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仍面临诸多困境。一是仅依靠农民、村干部以及非正式团体组织办赛，缺乏稳定的办赛机构，以赛事发起人或出资人决策为主导，且其办赛经验和专业能力不够，导致赛事策划、筹备和实施等出现混乱。二是办赛组织内部的权责分工不清，工作责任未落实到人，缺乏应急处理机制和明确的决策机制。三是赛事管理和监督机制不健全，过多依赖临时安排，导致整体流程缺乏系统性，赛事参赛者信息管理存在混乱无序的状况。在赛事监督方面，既缺乏外部监督管理的机构的介入，也未能建立起内部的监督和反馈渠道，造成赛事运作的随意性较强，易滋生不公平现象，进而难以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

  制定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发展规划，确立发展目标，扶持和帮扶一批优秀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长远可持续发展。最大限度地考虑赛事发展的系统性和长期性，依据赛事的发展规模、参与人群和外部支持情况，从短期、中期和长期3个阶段合理设计赛事发展规划。其中，短期规划注重推动赛事组织与执行，吸引农民参与，逐步积累办赛经验、完善赛事的组织流程；中期规划以提升赛事影响力和参与度为重点，扩大赛事覆盖范围，引入地方企业赞助，提升赛事的组织水平；长期规划以品牌赛事建设为目标，形成成熟的运营模式，充分的发挥赛事的经济效益，助推赛事成为推动地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还需明确赛事发展的多元目标，包含体育健康、文化传承、经济发展、乡村凝聚等目标，为实现乡村振兴、全民健身计划、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等战略服务。此外，鼓励发展农民喜闻乐见的优质体育赛事，以农民实际的需求为导向，确保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规范化、专业化、标准化是促进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高水平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编撰赛事指导手册能够为赛事筹备、管理、执行和监督提供参考。由体育及农业农村管理部门、地方政府及体育专业机构联合，编制一套适用于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的办赛指导手册，包括赛事筹办、赛事管理、赛事监管、推广宣传等内容，提供办赛流程模板和实施保障方案，为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筹办、举办提供参考，以此来提高赛事筹备质量。同时，根据赛事开展的真实的情况，收集相关反馈，据此改进报名流程、更新安全保障措施、细化竞赛规则，定期更新和完善办赛指导手册，使其更符合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的实际的需求。此外，还需加快办赛手册推广和普及，适当引入技术工具，使用数字化平台做手册的更新和传播，确保参与赛事的各方能够及时获取最新的赛事信息和规范。还能够最终靠定期举办培训会，为赛事组织者、技术官员、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等提供培训，帮助其更好地理解赛事手册的内容并在实践中进行相对有效运用。

  丰富赛事内容是提升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吸引力与影响力的重要手段，通过增加赛事项目种类、创新赛事形式、融合多元文化等方式，吸引参赛者和观众，增强赛事的娱乐性、互动性和文化内涵。在创新赛事内容上，能够最终靠设计多形式、多项目的赛事，满足多种性别、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背景的参赛者需求，特别是需重视开发适合青少年、女性及老年人的项目。在创新办赛形式上，可以在传统赛事的基础上加入乡村趣味运动会、民俗体育项目、家庭趣味赛事等趣味性较高的赛事，满足多种群体的需求，提升赛事参与度。此外，还能够最终靠融入地方特色项目，挖掘和推广地方传统体育项目，如在贵州、云南等地区，积极开展射箭、马术和舞狮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丰富赛事内容，弘扬民族文化，促进体育、旅游、文化、生态等融合，推出体育旅游、节庆文化体验等系列活动，吸引外来游客参与，带动本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健全的政策支持体系能够为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提供指导方针、资源支持和法律保障，促进赛事的可持续性、规范性和长远发展。政府通过出台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专项政策法规，明确自身在赛事中的角色和职能，为赛事的开展提供法律保障、政策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赛事管理和技术指导等。此外，还可以设立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专项基金，用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赛事器材购买、场地维护、赛事宣传等。同时，制定乡村自发性赛事激励政策，推出财政补贴机制，按照赛事受欢迎程度、参与人数等给予资金补助，鼓励更多村镇开展质量较高的体育赛事，以满足乡村农民群众日渐增长的体育锻炼需求。

  完善的公共服务保障，能够提升赛事参与体验，增强赛事的吸引力。通过加大体育场地设施建设投入，建设多功能标准化场地，满足农民锻炼和赛事需求。具体而言，需完善公共设施配套，包括灯光、座椅、休息区、卫生间等相关配套设施，增加比赛场地应急设备、观众区的休息设施等，为赛事活动提供良好的公共配套设施，提高赛事的参与体验。定期维护场地设施，确保其处在良好的状态。改善赛事周边配套支持体系，如道路交互与通行、停车位等，提升场地的可达性。改善餐饮和卫生条件，合理配置临时餐饮摊位、流动厕所等公共服务设施，满足观众的基本需求，确保赛事服务的全面性。加强专业力量的配置，通过配置急救设备和专业的急救人员，制定应急医疗预案，部署安保人员，防止因场地超载或观众情绪失控引发的安全事故。设立赛事服务站点，为参赛选手和观众提供饮用水、医药和急救等便捷服务，保障赛事顺利进行。

  健全的基层体育组织是赛事组织、管理、宣传和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建立健全基层体育组织体系，能够提升乡村体育赛事的组织能力、管理上的水准和参与度。具体而言，需建立完整村镇一级的体育组织，培育其成为赛事的主要组织者和管理者。鼓励和支持乡村体育爱好者热情参加基层体育组织的建设，发挥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热情，组织日常训练、比赛和乡村体育活动。乡镇体育管理部门需发挥指导基层体育组织建设和发展的作用，并为其提供赛事政策、资金、场地等多方面的支持。定期对基层赛事的组织者和管理人员进行培训，提升其赛事策划、执行和管理能力。设立乡村体育指导员岗位，对基层体育组织开展技术、规则和组织管理指导。引入社会体育团体、企业等力量，夯实基层体育组织，形成多方协同管理模式，为赛事提供专业支持。制定基层体育组织管理规章制度，包括赛事的管理流程、组织架构、责任分工等，明确各方主体的职责，减少赛事中的管理漏洞。

  依托数智技术，构建线上乡村体育资源共享平台，形成系统化的赛事资源库，实时更新乡村体育资源信息，推动跨区域资源共享，提高办赛主体、市场、政府等的沟通和资源利用效率。提升赛事资源的整合能力，依托资源交流平台，整合和共享器材设备资源，推动器材的统一采购、租赁或调拨，避免重复投资和资源浪费。利用数智平台及时发布办赛资源、服务需求等各类赛事信息，既保证赛事的公开透明，又展示赛事的资源供需情况，提高参赛报名、裁判安排、比赛结果和宣传推广等效率。打通赛事与多元主体的信息屏障，通过资源交流平台发布赛事信息，吸引企业赞助、社会捐赠和政府支持。企业可以通过平台寻找符合自身市场需求的赛事资源，以赞助、广告等形式投入，助力赛事发展。

  建设乡村体育人才在线培训平台和人才库，完善本土人才激励政策，夯实乡村体育赛事办赛人才基础。首先，采用大数据和网络技术，建设乡村体育人才在线培训平台，依托高校、职业教育学习管理机关或社会组织专业资源，开设赛事管理、教练技能、裁判规则、医疗保障、后勤服务等多个领域的线上培训课程，既能够降低培训成本，方便从业者在线学习，还能提高基础知识和实操技能。搭建本土人才与外部专家的合作模式，本土人才负责赛事的日常管理与组织，外部专家通过在线平台指导与培训本土人才。其次，建立本土体育人才数据库，涵盖教练员、裁判员、赛事策划者和管理人员等，旨在帮助赛事主办方快速精准地匹配所需的人才资源。最后，完善本土人才激励政策，鼓励本地人才长期参与赛事组织与管理。借助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力量，引入体育管理、赛事策划、专业方面技术等领域的高素质人才，弥补乡村人才短缺问题。采用“柔性引才”机制，鼓励体育专业人才以兼职、短期工作等形式参与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以此来提高办赛水平，逐步培育并壮大本地办赛人才队伍。

  依托网络技术，打造专属赛事推广平台，为赛事的相关信息发布提供在线渠道。发挥微博、抖音、快手等社会化媒体和短视频平台的作用，以短视频、图文等多种形式进行广泛的赛事传播。通过促进赛事推广平台与主流媒体合作，融合电视台、地方媒体等传统渠道和新媒体平台，形成线上线下全方位的赛事宣传模式，提升赛事的综合影响力。引入大数据分析技术，对观众的特征和需求来做精确分析，包括目标人群的年龄、兴趣爱好、体育偏好等，为其提供个性化的推送内容，以此实现精准推广。采用社区化的推广模式，借助乡村社群、村委会等资源，发布赛事信息并组织赛事集体活动。鼓励赛事观众在本地乡村内进行赛事分享，增加赛事的本土化参与和影响力。

  在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治理系统中，通过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决策、实施和监督，有利于实现有效合作与资源整合。为此，需构建一套整合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村民等多元主体的赛事协同治理体系，通过搭建信息共享、决策协同和资源整合的综合平台，确保各方主体可以有明显效果地协作，一同推动赛事发展。政府能够最终靠出台鼓励和支持乡村自发性赛事的政策，承担赛事监管，确保赛事的公正性和透明性；社会组织为赛事提供专业化的组织、管理和执行服务；市场公司可以提供资金资源支持、专业设备和商业运营经验；农民自发参与赛事的组织和筹备。为提高各主体间的沟通效率，需建立线上线下交流平台，利用微信、小红书等在线沟通工具，创建赛事信息发布、交流和反馈的线上平台，同时定期召开会议，增进多元主体之间的交流，提升赛事的组织协调效率。此外，建立赛事联络人制度，明确参与主体的联络人，确保赛事信息的传递畅通无阻。完善协同共建决策机制，形成多主体共商、共建的决策机制，特别要重视并吸纳农民的意见和建议，确保赛事始终以满足农民需求为导向。

  明确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办赛组织职责分工，提升赛事管理效率是保障赛事顺利运行、实现赛事治理现代化必然要求。具体而言，需明确团队分工和岗位工作职责，如赛事策划、运营、财务、推广宣传、后勤保障等团队的岗位工作职责、工作流程、关键任务等。通过责任到人，确保每位责任人都能精准把握自己的岗位工作职责，从而高效推进赛事筹备工作。在此基础上，合理分配岗位工作职责，制定详细的赛事任务清单，及时跟进并按时进行检查任务完成进度，确保各项任务按时完成。完善工作岗位追责和激励制度，建立一套完善的责任追究和奖励制度，根据责任清单和岗位工作职责进行责任追究。设立激励机制，如工作表现优异奖、最佳小组成员奖等，通过发放奖金、颁发证书、给予荣誉称号等形式对表现优异的责任人给予表彰，将考核结果与奖励挂钩，以此激发团队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完善赛事管理规章制度，加强赛事监督力度。制定适用于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的管理制度，包括报名流程、队伍管理、裁判规则、应急机制、赛事场地管理等方面，确保赛事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够有序进行。在此基础上，推行从赛前准备、赛事举办到赛后总结的标准化的管理流程，形成系统性的赛事管理模式。同时，健全监督与反馈机制，不仅要发挥村民或村干部内部监督作用，还应引入外部监督管理的机构，设立赛事监督委员会，确保赛事的公正性和透明度。此外，广泛建立赛事反馈渠道，收集赛事参与者、观众和村民的意见和建议，确保赛事管理团队可以依据反馈及时作出调整赛事安排和管理方式。

  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植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乡村体育实践之中，其在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体育需求，推动全民健身、促进乡村振兴和提升乡村凝聚力等方面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为推动乡村自发性体育赛事的高水平质量的发展，需要明确办赛目标体系、打造特色赛事品牌、健全办赛保障体系、整合各类办赛资源、完善多元协同治理体系。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